天上人间 系列
圣召路遥 ， 上下求索
我是一个乡下人。先父徐麟祥从广东省东莞县移居香港，和家母陈肖珍结婚，于一九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正酣的时候，在大屿山大澳村生了我。先父在我九岁时去世，留下母亲、七岁的妹妹笑芳、和两岁的妹妹笑。我是家中的唯一男孩。
我们全家拜神；远亲近邻，没有一位是天主教徒。但我今日的信仰和圣召，却似乎就在这里奠下了最初、也是最重要的基石。
四、五十年代的大澳，是一个没有自来水、没有电、没有公路和任何现代设备的小乡村。正因如此，那是一片十分干净的乐土，也塑造了我的「绿色」性格。
我是个乡下人，是大地的儿子，所以我觉得较易认识和接近那位大地的创造者天主。
大部分的夏日黄昏，我都和其它孩子踏着田间的小径、背着夕阳、听着蛙声、迎着拂面的和风，走向山脚的山坑去游泳。那时，基本上是天天天蓝，点缀着洁白的浮云，幻化出无尽的图画，也编织了我许多如诗的美梦。
秋天的夜晚，更为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。和一大群孩子玩「迷八仙」的游戏，躺在盐田上，看到一轮皎洁的明月从东方升起，就像躺在母亲的怀抱中……。这经验让我有能力欣赏苏东坡所说：「惟江上之清风，与山间之明月，耳得之而为声，目遇之而成色；取之无禁，用之不竭；是造物主之无尽藏也。」亦因此，我很易进到圣经「诸天述说天主的荣耀」的境界。
我没有玩具。当时的孩子们都喜欢集体游戏，不分贫富和信仰，大家都像兄弟姊妹般一起尽情的玩。尽管我们的家是大澳中最穷的人家（我爸常生病，靠妈作小贩维生），但人与人之间的温情和彼此的守望相助，却使我深信，天国可以莅临人间。亦是这种环境培养了我对团体生活的重视和向往，并植下了我的教会感和民族感的种子。
我十三岁进了圣神小修院，因缘是因为曾经遇上了几位慈祥的神父和修士，因而对神职人员由衷的向往。我当时并不清楚做神父是什么一回事，但我能够成为今天的我，却是应验了耶稣的话：「不是你们拣选了我，而是我拣选了你们。」(若15:16)
我的母亲和所有亲戚，包括最爱我的伯父和姑母，都反对我入修院。因为我读小学时年年考第一，加上我是大澳唯一在「小学会考」中能考到去香港读「初中一」的学生，所以母亲和所有亲友都把我看作是徐家的希望。入修院便等于使这希望幻灭。何况，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」，对我这个外教的母亲来说，让独子作神父确实太不可思议了！
但「在人不可能，在天主却不然。」(谷10:27) 我终于获得了母亲的勉强「同意」，进了香港西贡的圣神修院。更戏剧化的是，她和我的两个妹妹，竟然在我入了修院后的第二年领洗了。
修院并非人间天堂，长上也不见得时常讲理；今日所追求的个人成长、管理制度、尊重个人的情绪和私隐等等，当时并不流行。反而严谨、克己、服从、谦卑、守规……，你能想象得出的严格训练，在我的小修院生涯中却应有尽有。
在十三年的大、小修院生活中，我每星期办一次告解，每月见一次神师，从不间断。我每天做公、私省察，也有一张自制的反省表格，提醒自己每天要做的神业和小克己、短诵、特定的善工等等；连在寒、暑假回家渡假时，也忠实而用心地去完成这项任务。我是完全自由、自愿、快乐地去做这一切的（有些同学则要经常劳动神师催促才去办告解或见神师），难怪在我们十一位同届进入小修院的同学中，只有我一人能升神父了！
我在进入小修院前，已念完了五册英语，但在进入修院时，还是要和其它同学由第一册读起。长上说这是迁就其它程度低的同学，也是修练谦逊的方法。我对此毫无怨言，也不觉自己的天才被埋没。
我十分喜欢劳动，除每天勤于做例行的清洁工作外，每逢大节日修院大扫除时，更是干气冲天。我喜欢体育运动，虽然身体因为先天不足、后天不良，而体型瘦弱，但在某次全修院的马拉松赛跑中，居然荣获第二名！但因为我也喜欢音乐和弹琴，自初中二起一直到升神父为止，已成为修院的琴师或指挥，所以每周总要利用几次体育课的时间去练琴；有几年还要教其它小师弟弹琴，所以常要牺牲体育。
读哲学时，曾经有一位教授因为一位同学上课时睡觉闹出笑话而迁怒全班同学。他也责怪我，甚至说如果我不喜欢上他的课，我可以立刻离开修院。我没有愤愤不平，也没有受委屈的感觉，也许是因为我生于贫穷，已经习惯于顺服生命吧？「乞丐没有选择权」(Beggars have no choice)，我哪有权埋怨？埋怨又有什么用呢？
在随后的铎职生活中，我受过更多委屈，但孔子的话常在我心中：「我不怨天、不尤人；下学而上达。」上达到人生更高的境界。我很相信，天主如果关了一扇门，就会为我开一个窗。痛苦，不过是天主化了妆的祝福。
我喜欢读书，小时已把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、《幼学诗》背熟了；进入修院又喜欢背诵圣经的重要章节。所以圣经和中国文化就在不知不觉中，在我的小小心灵内「交流」起来。这大概可以解释，为什么我是那么的执着于「教会中国化、福音文化化」。
我在罗马念神学时，曾经利用三次的暑假，分别在英国的一所医院、法国的一间中国餐馆、德国的一间工厂中作过暑期工，所以我对工人的辛劳和苦况能够较有体会。我是香港初期一个匮乏社会中的穷人；在欧洲，我看到甚么叫「富裕社会中的穷人」。
我于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四日圣母升天节前夕升神父。之后我作了两年副本堂，四年教友总会和青年联会的指导司铎（全职的），三年本堂神父。我做过一间小学、一间中学的校监，一间中学的神师（校牧），也教过小学生的要理、中学生的伦理。我经历过七零年代「认中关社」的热潮，和青年人对权威的反叛。当时，如果你不跟青年人讲理，不用他们听得懂的、活生生的语言向他们传福音，你就会失去他们，他们会「用自己的腿」去告诉你：「我们不需要你，也不需要你的『道理』。」
经过九年的铎职生涯后，我感觉到有使自己补充一下的需要，于是到英国的牛津大学两年研究伦理教育，随后即写成了六本一套的伦理书。教研中心随后也于八六年成立了，于是开始了我不断往台湾、中国大陆的工作，有时也要到星加坡、马来西亚或全球其它华人教区去为当地的华人传福音。
我现在所深信和要传布的，是一种我十分相信的信仰：「正视人生」的信仰。我认为信仰要和生活结合，圣经和文化、宗教和社会也要结合。教会是天国的工匠，我们要和基督一起，联合世上所有怀善意的人们（不分宗教和种族），去重整世界的秩序，为一个更快乐、更人道的社会而奋斗。我现在致力推动的新要理、伦理教育、公教家庭教育、建设基基团、公民教育等等，便是要为未来的社会铺路。
我坚信我们有三重身分：香港人、中国人、基督徒。我们要扎根信仰、投身社会、胸怀祖国、放眼世界、注目永恒。
做神父、跟随圣召，不是要做自己的事，而是要响应天父的召叫，和主教及其它神父共融在一起，去响应世间的真正而长久的需要，使天国临现人间。圣召完成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回归父家的时候。
这种圣召是快乐的，我庆幸能走上这条圣召之路，并且已经做了二十九年快乐的神父。
